长篇小说《生命册》是河南作家李佩甫《平原三部曲》最后一部，也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出版社的宣传册页上说它是“一部背负土地的知识分子心灵史”。小说扉页上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句：“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而小说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说这么多，实是想说作家在小说甫一开始即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这一定是一群平原人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命运群像图。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生命册》不再像前两部那样采用第三人称，而是以更有带入性和体验性的第一人称来书写，“我”可以认为是故事的发生者，也可以认为是故事的讲述者，还可以当作所有故事的串联者。这一部中，人物较前两部更多，基本上混淆了主角与配角，似乎每个人都是主角；故事更为庞杂，所有的故事好像独立发生，又有割舍不断的暗线联系，那些真真假假的老姑父托人带给“我”的四字纸条“见字如面”，502胶水一样，生是把所有的故事给粘在了一起。众人的故事千差万别，但众人的命运走向实际相差无几，这一切，在作家的笔下都源于众人都是种子，都是植物。而“水有润下助土之功，滋生万物之德；土有化像和水之绩，舒纵欲托之能。四维之中，水为命之象，土为命之基”，“水”“土”二字或者说是一个词，实际表明了就像植物都离不开水土一样，植物一样的人也离不开生养他的那一方水土，哪怕是你的肉体表面上离开了，你的精神仍逃脱不了家乡水土的滋养哺育。
在《生命册》里，作家写了许许多多平原的植物，有名字的，无名字的。这些平凡普通得甚至俗气的植物，又总有与之神似的平原人。
比如说，作家写了平原的树。平原的树生来就有一个无法逃避的敌人——风。平原的风是自由的野马，在它的“照顾”下，平原的树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平原的树也长不成栋梁之材。无论是柳树、榆树还是槐树、楝树，无一例外地都有共性：离开土地都易变形。
由树及人，作家写了与树打交道最多的木匠，着力写了梁五方。年青时的梁五方是血气方刚的，在为镇政府建大会堂时公然与南各村的“南唐”唐大胡子叫板，唐大胡子在北边屋山上塑了龙，他不按常理出牌，在南边屋山上起脊时偏偏塑了麒麟，因为“龙麒麟”一炮走红，成就了“南唐北梁”的美誉。
“龙麒麟”给梁五方带来了好运，不仅外乡人慕名来找他做木工活，他还因此娶到了称心的媳妇，凭一己之力建了房，有了自己组装的自行车，整天骑着一辆亮闪闪的自行车在村子里招摇。梁五方本是九爷的徒弟。成了名的梁五方膨胀了，自立门户不说，还偷偷接起了私活存起了私房，在村人面前也傲慢无礼。如此一来，他便成了村民们心里的“各料”了（平原乡村把长势不一般，但又特征明显、不易咬锯的树木叫“各料”）。一块“各料”必将激起村民们集体的不满和仇恨，恰逢“运动”来了，犯了众怒的“各料”梁五方便倒了大霉，村民们给他罗列了“二十四条”罪状，在“过箩”（平原把被批斗的人接受大家的推搡称为“过箩”）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用掐、拧、锥、扇耳光等方式疯狂地发泄了心中的愤恨。梁五方的三间瓦房和自行车、缝纫机等被没收充公，媳妇也被他赶回了娘家。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梁五方不愧是“各料”，他身上有一股子绝不服输的犟劲，对于公社的宣判他怎么都咽不下那口气，他开始了频繁的上访、申诉，由县里到市里，再到省里，最后甚至到了首都。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他一直走在上访、被遣返、再上访的循环道上。整整三十三年后，已变成弯腰驼背小老头的梁五方，才要回了当年的财产。只是，这时的梁五方不单单是外貌变化了，他的内里也早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再，他在上访的过程中已经深谙了许多东西，成了有名的“滚刀肉”。要回财产不行，还得要回媳妇，可原来的媳妇早已改嫁子孙满堂当了奶奶。梁五方不管，政府不帮他要回媳妇，他就有耍赖的借口。他不再回到乡下，而是在城里给城里人算算命混日子，不好混的时候就又去上访……
在梁五方身上，作家花了大量的笔墨。梁五方本来是一块好材料，起初因为自大游离了无梁村这方水土，后来又被迫上访由平原乡村一次次地走向城市，离生他养他的那方水土越来越远，他除了变形成为人人嫌恶的“各料”，还有其他路吗？这种因果之间，又暗含了什么玄机？
作家还写了众多的平原的野草，比如翎子花、地龙花、仙人花、喇叭花。其中，还有一种只在夜里长的野花“小虫儿窝蛋”。这种花丛生、蔓长，看上去小身小样，却有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能借助弹射把种子射向远处。
与“小虫儿窝蛋”对应的平原人是虫嫂。虫嫂是瘸子老拐的女人，身材袖珍最多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瘦小的女人，一口气给老拐生了两男一女。一家五口都指望她，为了养三个小的还有老拐那个老的，虫嫂生产三天就下地，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可就算她再能干，一个侏儒又能挣多少工分，何况还有那四张永远填不满的嘴？无奈之下，虫嫂把手伸向了公家地上能吃的东西。只要伸手，总有被发现的时候，每次逮住示众时，虫嫂都充分发挥她很小的时候被本家叔叔拐带到外地耍猴的“才能”，没脸没皮地求叔叔大爷们饶了她。放了她，下次逮着机会她还偷，完全是搞惯的手脚。背上“贼”的骂名，“斗私批修”大会时站桌子，搞“运动”时游街，她统统不在乎，只要能尽量喂饱破屋里那四张嘴，她什么都干得出来。
她也确实什么都干得出来。一次到外村枣园偷枣时，虫嫂失手被擒了。逮住她的恰好是个独眼老光棍，自然生了邪念。即便这样，即便事了后一路走一路哭，虫嫂仍隔一段时间就去顺枣，把顺的枣拿去卖了给孩子们换作业本。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有了老光棍，就会有更多别的男人，虫嫂在村里的名声更坏了，尤其是在村里女人间，那些女人恨她恨到了极点。终于，有一天，全村的女人给虫嫂过起了“箩”，遍体鳞伤的她回到家，又遭到了老拐的蹂躏，还有孩子们的冷漠和咒骂：“死去！咋不死了呢！”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叫她妈。
老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虫嫂偷东西，本是为了让没用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们活命；至于偷人，那是由偷东西衍生出来的她自己无法把控的附属，有把柄握在人家手里，她为了家里人活命不从也得从。可这些，她的孩子大国、二国、三花哪里能体谅能理解？在他们心里，这个女人给自己带来的只有耻辱。大国考上县一中后，躲着到学校给他送口粮的虫嫂，即便被迫见了面，态度也异常恶劣，最后逼迫虫嫂每次送口粮只能在离学校很远的桥头。这让虫嫂下定决心改邪归正，当着全家人的面，当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她发誓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
孩子们并没有因此原谅、接受虫嫂。老拐死后，二国也上了县中，和大国一样，二国也不让虫嫂到学校去找他。三花上中学时，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却对家里一毛不拔，也从不回家。虫嫂为了照顾三花，跟到县城收起了破烂。一次撞见大国，大国为了躲避她把自行车撞坏了。她买了一辆新自行车给大国送去，还把买自行车的发票给大国看以证明自己确实改邪归正了。大国不叫妈不说，还打算用十块钱打发她走，并不准她去他家或是找他。
大国、二国和三花，三个大学生，都是虫嫂这个小女人一分钱一分钱地凑了培养出来的，最艰难的时候还去卖过血。孩子们出息了，虫嫂却得了腿疼病走不动收不了破烂了，她由县城回到了乡下的家。后来倒是又去了县城，大国出钱，二国和三花轮流供养着，一轮一个月。可仅过了一年，大过年的，因为大小月的问题，两家都不接收虫嫂，虫嫂只得又回到乡下，过了几天就咽气了。人都死了，三个孩子都没回来，却在听说虫嫂还有三万块钱的遗产时，大国、二国和三花都抢着回来行孝。以后的清明节，只有三花一个人回来给虫嫂烧烧纸钱，哭一哭。地里的草该长还长，“小虫儿窝蛋”也一样，可谁也不记得和它神似的虫嫂。这样一个女人，就这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没在世上活过一样。
……
在《生命册》里，作家写的每一个人，都能对应一种平原上的植物。这样安排，是有作家的用意的。其实，在第二部《城的灯》中，作家已经借老梅对刘汉香说的一段话表明了这个观点，老梅说：“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
在我国的大地上，城市是相对新兴的，农村是城市的母体，是城市的大后方。对于那些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由农村走向城市的人来说，农村既是他们精神的“营养钵”，又是他们精神的“紧箍咒”，一方面他们极力想融入城市想切断农村这根供给营养的脐带，另一方面农村又似鬼魅一样如影随形，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之抹去。作家在一个个小故事里，塑造了一个个与平原的植物契合的小人物，他们有的身体残缺，有的精神残缺，在一次次由平原农村走向城市的挣扎阵痛中，呈现了乡村与城市既对立又一脉相承的血脉关系，展现了世态的沧桑，命运的悲壮，人性的美丑。这之种种，都是值得今人作出深刻反思的。
书中的骆驼不懂得反思。他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就一直是快节奏的，钱多了还想再多，地位高了还想再高，城市大了还想再大，生活好了还想再好。这样只知往前冲的人，注定是悲剧性的。所以，他一朝失败从人生的云端跌下来时，整个精神世界都垮了，接受不了现实的他跳了楼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身上，其实是现下很多人的写照，是现下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的写照，人人都在往前跑，还生怕自己跑慢了，跑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早已摸不清了，只知道机械地跑，这样的人生是可怕的，这样的社会更是可怕的。
在《生命册》里，于精神分裂的挣扎中保持清醒、知道反思的人，只有“我”，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由无梁村村民供养出来的孤儿。“我”虽然由平原乡村到了城市，可“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楔子，不一定能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地上扎下根来，所以，“我”从来不敢忘记或者说是背叛“我”身后的乡村，即便“我”在城里什么也不是，“我”还是尽一切力量去办对“我”有恩的老姑父委托的无梁村村人的事，哪怕最后为此不堪重负，“我”也是愧疚的。“我”深深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这一点，大有“生是无梁的人死是无梁的鬼”的意味。
在这个中间，“我”是有过逃避的。“我”追求纯洁美好的爱情，“我”也追逐能改变命运的金钱名利。然而，“我”始终坚守着一份善良和清醒，“我”不止一次提醒、劝阻骆驼，“我”放弃金钱名利不与骆驼他们同流合污，“我”甚至不惜高价收回据说埋有老姑父人头的“汗血石榴”盆景，“我”还想回到无梁种树……因为，“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惟一能托住我的东西”！
作家借“我”的故事“我”的口，说出了他的心声，也是这个系列小说的主旨。可以看出，作家对平原乡村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和认可，对城市有着一种天生的疏离和淡漠，所以，在整个系列的三部书中，对平原乡村的描述是细腻、深刻、活灵活现的，对于城市，反而有些苍白失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矛盾，似乎过于激化和刻意。《生命册》是获奖作品，窃以为与前两部尤其是《城的灯》比较起来，是稍显逊色的。作家可能是想通过众人的命运来表现普遍性，然而，这样进行故事铺呈显得有些凌乱，主次的弱化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主题表达。对城市的小小偏见导致了眼光的局限，使得诸如梁五方、虫嫂之类无梁底层人的故事更生动更让人印象深刻，冲淡了骆驼和“我”之类在城市冲撞的人的故事性和命运戏剧性。
最后说点题外话，第一部《羊的门》故事主要发生在呼家堡，第二部《城的灯》故事起源于上梁村，这第三部《生命册》故事生发于无梁村。好一个“无梁”，植物性的人离开了滋养他的水土，不正是脊梁的缺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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