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方面无效。如果这当中产生两种条例和不同的习惯，则必生出罅隙，不仅引起争辩，而且将鼓励经济因素逃脱管制。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食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到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的通。（《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实验——改革的盲点和障碍）
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中国大历史》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而非竞争性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
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与愿望.......（《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之困难......说国家经济计划都能将各节筹办得完满，不免是欺人之谈。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即是缺乏以上有纵深的准备。（《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经济成长与法制）
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这样无人性的立论很可能扰乱读者的心情，更可能冒犯有些敏感的读者，然则这不是作者本意。（《中国大历史》第二十一章：台湾、香港与澳门——本书命意）
大致看完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摘录了几段自己有些感触的文字出来做个交代——前几日老公见我在读《中国大历史》，遂问我这书讲了些啥，说与他听听，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讲起，老公遂言我大约就是那种只读自己想读的东西的那种人，不管读多少书，心里装着的，还是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我有些不忿，却也无力反驳。想起这些年虽然读了些书，却真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心里一发狠，决定把多年前语文老师的假期作业必杀技拿出来：以后但凡读了什么书，必得写篇读后感出来，多多少少能提炼一些书中所言吧和自己所想吧。
黄仁宇先生自言macro-history这词看来是他创用，他也为这大历史之说吃了不少苦头，因着欧美史学界研究历史向来是各取一小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明史专家清史专家甚至某些专家只是研究唐代经济或宋代某个方面而已。他却大笔一挥，纵横中国上下历史五千年，硬要把中国当代这百年历史的伤痕累累之因由，攀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种下的果。为此在欧美史学界掀起阵阵风波，尤其让那些中国专家们大为不满，然而黄仁宇坚持己见，虽然不至于披荆斩棘，想来也遇到了不少阻力，能有今日之成就，实可见黄心性之坚定，令人起敬。
按黄的解读，秦之统一实则是中国地理位置之必然——一则中国的文化发源地黄河流经中原，含沙量高达百分之四十六甚至百分之六十三，年年都有河道堵塞改道的事情发生，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这黄河治理实在难为。二则则是“十五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相符，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土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态，故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而线之西北，则气候干燥，人民游牧为生。而气候不利之年，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于是双方战事不断，此种情事，亦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共御外辱。故秦之一统，虽早在两千年前，超越同期其他文化，实为必然也，因为不管是治理黄河的水患，还是共御长城之北的游牧民族的侵略，都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所以即使之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然而这大一统的趋势始终不变。黄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里，把中国分成了三个帝国解读。第一帝国即秦--前汉--后汉，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典范；第二帝国即隋唐北宋南宋，是最开放最具世界色彩的朝代，可惜政府架构虽在第一帝国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但终究没有成功；第三帝国即元明清，内向而非竞争性，终致闭关锁国而落后于世界。
按黄先生的说法，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因为防洪救灾以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在技术尚未发展之际，先造成了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以仪礼代替行政，以纪律代替法律，只注意以家族为单位构成政治上的向心力，不鼓动各地域各就其特点及经济上的长处发展，他们注重“尊卑、男女、长幼”的伦理教育，忽视个人之经济性格，对于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民法不能展开，以致整个组织缺乏结构上之坚实性，也因此无从发挥功能上的机动能力。这种体制均匀地渗透着某种公共精神。不过，这种公共精神只能依靠皇帝个人的警惕来维护。一旦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这种体制就会允许一大群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人来压榨穷人和无发言权的人，这种体制下，在顶端的帝王权威和中层以及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地带。中国传统社会次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处于社会最低的位置，他们从未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行政管理方式，也不足以导致国家体制的修正。国家财富通常消耗在土地市场或者被用来购买进入学者或士绅官僚行列的资格。一个王朝带着原始落后经济的狂野精神而兴起，然后在将这种经济引导导更高发展阶段后，它就失去活力而变得颓废。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到了清朝末期，在西方列强的抢夺中，满清君臣的还企图局部修正这个体制，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那时中国之改变，有如走兽化飞禽，非脱胎换骨不可，然满清倒台民国建立之后的宪法约法都是纸上文章，所以旧体制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故有后来的万事纷纭军阀割据之局面。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借着北化和八年抗战，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因为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而毛泽东与中共，因借着内战与外界隔绝的机会，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转了中国的底层机构；现如今中国政府则是在努力完善各式法律，以完善这社会架构的中间机构，从而引导中国迈入这世界大舞台。
虽然我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但读完《中国大历史》，还是很难赞同黄仁宇先生这大历史观。他批评司马光的历史观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自诩他自己是以历史“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历史观，其实更坚持历史“应当如是”，很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更有宿命的论调。而且大历史的架构实在太大了，薄薄一本书三百多页要写完中国五千年历史，完全是粗线条的推进，这也不合我喜欢看历史人物故事的口味，所以黄先生的大历史，于我而言只是换个角度读一读中国历史，但我实难认同他的大历史说法。
我读历史，是为了寻求历史“何以如是”，但我拒绝相信“历史应当如是”。我从来觉得人类历史一如个人一生，很多偶然的事件就会导致人生发展向不同的方向，有时候虽然会跟朋友附和“这都是命啊！”但我从来不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虽然读了别人的历史故事未必能帮助我重蹈覆辙不犯相同错误，但至少可以让我少些迷惑纠结，所以我更喜欢读那些历史中个人的历史故事，更不用说这些故事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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