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但是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